陈学礼:我们今天在这里对谈,你们架着话筒和我聊天,这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吗?(笑)你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很多人不在意这个问题,ta会觉得我在做我的事情,在做我的研究,在做我的记录,ta没有想过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。很多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把自己称为所谓的“电影导演”,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太理解摄像机前的人是如何与ta在一起完成了电影的合作过程。如今越来越多导演以监制或指导老师等形式,投身于扶持青年电影人的创作当中。杨超导演的前两部电影作品,也都是得到了前辈导演们的帮助,“没有他们我其实很难拍出第一、第二部,所以在我有一定的经验和资源之后,尽管这些是比较少的经验和资源,可一旦有年轻人求助于我,我也必须帮忙,这是义不容辞的一件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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